——陈独秀锁事一二

“意气”，大约比较接近于现代心理学中所讲的“情绪”，书生们的逞才使性“意气用事”，既是真诚的，又是主观的，这真诚的主观，一方面造成他们的正直与责任，一方面也造成他们的偏激和峻急，乃至狂狷与怪僻，因此，书生们如果不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书斋，而试图去做本分以外的大事，成功者极少，“添才造反，三年不成”，甚至还拖累了别人。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也不能说没有一用，这一用还不能不落实到书上，通过文字，把自己的性情和胆识化作道义、化作精神，从而作用于社会中的文化生态。书生们即使做到了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，也不过如此。
这方面，陈独秀可以算得上一个典型。
史称“陈独秀学识渊博，懂日、英、法三国文字，工宋诗，教出了苏曼殊这样的诗人，善隶书，旧学很有功底，新学造诣尤深，才思敏捷、个性鲜明、胸怀坦荡、不拘小节，刚烈而又温柔、喜怒形之于色，常能嫉恶如仇，有时亦忧容奸恶，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，厌恶玩弄权术”，显然是一个地道的“读书种子”。龚自珍赞美书生的诗句“亦狂亦侠亦温文”用来赞美陈独秀也是完全适合的。
陈独秀原来名叫陈乾生，字仲甫，这当然是一个很平常的名字，后来自己改称“独秀”，便可见出他的高逸孤傲。这大约也是文人的通病，熊十力早年心仪陆九渊的诗句：“仰首攀南斗，翻身倚北辰，举头天外望，无我这般人。”并自题一联“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”，说大话比独秀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样的“独行客”要他团结更多的同志去做集体的事业，就很难。
陈独秀细行不慎、一生风流，给敌手留下许多可资攻讦的破绽：早年娶妻高晓岚，却又粘带上妻子的小妹高君曼，把家族中的尊长们气个半死。高二姨为他生了一男一女后，他却又另觅新欢。52岁上他又赢得一位23岁的女孩儿兰珍的芳心，与他一道在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共度患难，乐得狱卒们大看“西洋景”。难能可贵的是，陈独秀虽然“儿女情长”，却并不“英雄气短”，铁窗里的百般折磨没有丝毫减损他的革命意志，也未能挫折他在法庭上的凛然大气。
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，陈独秀往往只凭着他的书生意气，对人对事常不能做出客观如实的判断，1927年北伐胜利后，他一再受蒋介石的瞒哄，一步步走进蒋氏精心构设的陷阶，终于铸成大错，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蒙受血光之灾，自己气得几乎发疯。抗战爆发，他又受到共产党内王明与康生的挤兑与暗算，只得单枪匹马打天下。他不怕孤立，“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”，从此再不听任何人的召唤。托洛茨基召他去美国，他不去；第三国际要他赴苏联，他不去；周恩来劝他到延安，他拒绝了；张国焘动员他投老蒋，他更不干。最后一个人流落到四川省江津县郊外的鹤山坪，住两间破屋，守一堆书刊，过起了青灯黄卷的书生生涯。晚年，他潜心于文字学，在字源学、声韵学、汉字拼音化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“除却文章无嗜好”，“依然白发老书生”。
这是陈独秀迟暮之年的慨叹。其实并非别无嗜好，在陈独秀的一生中，曾参加过“暗杀团”，曾缔建过共产党，曾组织过工人武装起义，曾策反过国民党军队，还领导过托派集团分裂中共的活动，只是这些“所好”成功者甚少。说“无嗜好”是买后悔药，是自我解嘲。“依然书生”是实话，只是在政治斗争、党派斗争、军事斗争中，“书生气”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字眼。
纵观陈氏一生，其功迹还在他生命的两端，青壮年时期主编《新青年》，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，呼唤文学革命、思想革命，震撼神州大地，启蒙一代新人；迟暮之年潜心学问，著书立说，在文字学这一纯学术领域，留下一笔独特的文化遗产。一头一尾，所干皆是读书人的营生。陈独秀过世之后，他的老朋友朱蕴山写诗悼念他说：“僵死到头终不变，盖棺论定老书生”。该算是他的知音。
辜鸿铭在本世纪初曾经议论说：“中国不患读书人不多，而患无真读书人耳。”什么是真读书人？真读书人也不会是圣人、超人，也不一定都是伟人、完人，像说这话的辜鸿铭算是一个真读书人，同时又是一个浑身毛病的人。真读书人不过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。能够自由思考、有信仰、有操守、真诚待人的读书人。
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。
传统的读书人，在过去的那些人为的压力、障碍之外，又面临着科技时代的挑战，近年随着电脑、电子计算机的普及，大有取缔书本的趋势。知识的信息化，信息的电子化，电脑的网络化，世界的一体化已经成为现实，“书生”们还有其存在的意义吗？我想，电脑也许会拥有书生们拥有的全部知识和技能，却恐怕很难拥有书生们拥有的“意气”，即那心中之心流动着的精神意向。比如：严复那天真的迂阔，刘师培那懦弱的单纯，熊十力那旷达的自负，辜鸿铭那尴尬的崇高，陈独秀那悖谬的狷介，陈寅恪那自闭的超越，梁漱溟那憨鲁的忠诚。除非有一天电脑变成了人，真的到那时候，也就不必再为人类担心，因为人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。
　

文枫（选自《精神守望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