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敏（左）向记者讲述自己当代孕妈妈经历
6月28日，记者接到一名女子的举报：“武汉有不少公司，从事地下代孕工作，我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，希望你们能够介入调查并曝光‘借腹生子’的黑幕，让地下代孕中介无处藏身。”对这一信息，本报编辑部高度重视，迅速安排记者调查核实。在中南医院，记者见到了来自宁夏的举报人刘敏（化名），她替人代孕29周+4天后胎死腹中，因频繁代孕，可能面临终身不孕。
随后一个月，记者兵分两路，一部分记者扮作代孕妈妈（以下简称代妈），成功进入“代孕车间”居住，摸清代孕检查、待产等流程；另一部分记者则扮作雇主，与武汉代孕公司接触，逐步摸清了武汉地下代孕中介提供非法代孕服务的整个环节。
记者调查发现，面对雇主，代孕公司开出起步价为38万元的代孕服务，55万元则可包办借腹生子，有的甚至推出199万元的代孕豪华套餐服务，代妈在完成整个代孕过程后大约可获15万元的佣金。武汉一家代孕公司的负责人声称，全国每年成功完成代孕至少5000例，其中武汉约2000例。
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称，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地下代孕公司，但目前相关管理法规尚属空白，以致很难监管和打击。
中南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马玲、中南财经与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等专家认为，地下代孕不仅属于非法行为，还可能严重催残代孕妈妈身心健康，尤其是代孕过程中存在的非法“借精”、“借卵”等行为，暗藏着严重的社会伦理风险。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管理法规，加大对代孕市场的打击力度
宁夏女子来汉“淘金”生个伢可获十余万 4次尝试全部流产
“我遭的罪，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。”29岁的刘敏（化名），是一名地下代孕妈妈。从2011年开始，她在武汉通过不同的地下代孕公司多次接受代孕手术，可每次怀孕不久便流产。去年6月，她再次成功怀孕，可6个月后又不幸胎死腹中。医生告诉她，今后她怀孕的几率非常小，即便怀孕，也可能有生命危险。
上月底，这名29岁的宁夏女子来到本报反映情况，希望曝光武汉地下代孕市场黑幕，通过自己的遭遇，给想挣这份灰色收入的人以警醒。
做个B超就签约 3次流产仍继续
2011年，刘敏前往北京打工，但收入不理想。听一个朋友说，在武汉做代孕妈妈，一年可轻松赚十多万元,她便心动了。当年下半年，她通过网络联系上武汉一家代孕公司，便赶了过来。
代孕妈妈在行业内被称作“代妈”。代孕公司负责人告诉刘敏，做代妈年龄要在35岁以下，最好有生育史，生育过一胎最好，但剖腹产除外。
刘敏发现，进入这一行的门槛比较低，只要身体还正常，没有什么传染病，几乎都可以做代妈。当年10月，刘敏初次做代妈时，与六七名女子一起，被安排到一家小诊所进行孕前检查。仅查了一个B超，代孕公司就确定哪些人能够签约从事代孕。
刘敏说，这两年多她先后进行过五六次试管婴儿胚胎植入手术，每三四个月就要尝试一次，其中3次成功怀孕。但不知为何，3次都无一例外地流产了。
刘敏感到身心疲惫，但为了拿到一笔不菲的代孕费，她决定再试试。
专人陪住看护 长期吃药打针
去年3月，经人引荐，刘敏“跳槽”到武汉AA69唐雪代孕公司。她称，经营该公司的是一对夫妻，30岁左右，男的自称郝运，女的自称唐雪。
6月下旬，该公司专门安排了一名女助理，陪同刘敏住进光谷一高档小区的一间出租屋里。刘敏回忆，在她月经后的第14天，女助理开始每天检测她的排卵情况，当确定其进入怀孕周期后，就找人上门为她注射了3天的黄体酮针，每天1针。第4天，代孕公司为她安排了试管婴儿的移植手术。
移植手术在武昌街道口一家医院进行，是专车送去的，代孕公司派多人陪同。医生将试管胚胎植入其体内，约半个小时后，手术完成。
此后，刘敏与女助理按代孕公司要求过起了“隐居生活”，她不能告诉任何人详细地址，更不得擅自离开或带人进入居住地，也不得与未经公司同意的任何人接触。
刘敏说，与正常怀孕的妇女一样，头3个月对代妈尤其重要。从植入手术当天起，代妈要连续注射75天的黄体酮，每天1针。因为试管婴儿一般比较脆弱，若不打这些针，很难保住。
同时，代妈还要配合吃很多药，如每天吃6片补充子宫厚度的补佳乐，一粒叶酸片、一小瓶盖中成药的安胎药等，“吃药就像吃饭一样”。
刘敏打听得知，其中有些药副作用不小，甚至影响今后的生育能力。这一点，记者通过产科专家也得到了证实。
按孕期阶段结账 成功可获14万
十月怀胎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而代孕最大的风险，在于随时可能流产或者胎死腹中。因此，代孕公司给代妈地报酬都实行“风险制”——按照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逐步发放，只有成功分娩后才能拿到全部佣金。
去年7月，刘敏再次怀孕，这次胎儿在她肚子里待的时间比前几次都长，她拿的钱也最多。怀孕满3个月时，刘敏拿到首笔1万元佣金，第5个月再拿到1万元，第6个月后她开始拿“高工资”2万元。
此时，似乎一切都很顺利，按照刘敏的设想，到今年5月，她生下这名婴儿后，就可拿到余下的10万元佣金。
刘敏计划，等拿到全部佣金后，就再也不干这一行了，回到老家去做点小生意，“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”。
可惜的是，这一美梦随着今年初的一场意外而破灭。
再次流产险丢命 落下不孕风险
今年1月7日晚，刘敏突然感到剧烈腹痛，呼吸困难，保姆连忙将她送到医院。医生检查发现，她出现妊高症症状，腹中胎儿已没了心跳，而且她本人也面临生命危险。
次日凌晨，死在腹中的胎儿被手术取出。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住院治疗，刘敏终于脱离危险。
医院出具的检查诊断书显示,刘敏身患重度子痫前期、糖尿病酮症酸中毒、子宫肌瘤等多种病症。该院妇产科医生称，根据该结果，加上患者有多次流产史，她以后可能怀孕的几率非常小，即便怀了孕，也可能有生命危险。
刘敏称，事后代孕公司认为流产是其自身的问题，对她不管不顾。刘敏在朋友家里休息了半年，身体依旧没完全康复。“我还没做过母亲啊，今后怎么过？”刘敏流着泪对记者说。
刘敏说，3年多来，虽然她一次也没有代孕成功，还是赚了十多万元，但怀孕期间，她的妊娠反应非常强烈，“有时恨不得把肠子都吐出来。”而更让人煎熬的，是心理上承受的巨大压力。“我遭的罪，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。”刘敏说。
案例
谎称出远门打工 38岁女子当代妈
记者调查发现，武汉的地下代孕妈妈群体不小。上周末，在武昌一家茶馆，记者就见到了一名自称小霞的代妈。
已经怀孕7个月的小霞来自湖南农村，38岁，这几乎是代孕公司可以接受的代妈年龄上限。小霞和丈夫在老家有约5亩地，一年下来也就七八千元的收入。再过几年儿子就要上大学了，光靠这点收入显然无法支撑。
“代孕一年可以挣十几万，而且并不需要有身体接触，说白了只是出借自己的子宫而已。”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小霞听邻村一个妇女说起代孕的事，她就暗暗留了心。随后，小霞跟着邻村做过代妈那名妇女，来到了武汉一家代孕公司。她应征代妈事没告诉任何人，丈夫和儿子也只知道她“跟别人出远门打工去了”。
今年初，小霞接受了胚胎移植并成功受孕。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，她都不能离开武汉。每次给丈夫和儿子打电话时，她总要故意埋怨几句，称打工太忙不能回家。
受孕成功后，小霞开始收到公司的生活费，每月2000元。怀孕3个月时，小霞收到中介公司发放的首笔1万元佣金，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1万元的佣金。算起来，等孩子出生时，她可以拿到共计十多万元。
这些钱会按月固定打到小霞的卡上，她则不定期给家里汇去。不过，她不敢汇太多，怕丈夫起疑心。
小霞打听得知，差不多足月后，孩子会以剖腹产的形式生下来，做完亲子鉴定就会被雇主带走。她期盼回家，又害怕回家：在外一年就赚了那么多钱，如何解释？剖腹产会在腹部留下疤痕，丈夫发现后怎么办？
不愿香火失传 不想老无所依 他们选择赌一把
俗话说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对于那些结婚多年不孕不育的夫妻，那些不幸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，这本“经”更难念。漫漫求子路上，充满艰辛与失落，最终，他们不惜重金，从地下代孕市场寻找出路。
本月中旬，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一些被地下代孕公司称为“雇主”的求子夫妇。
爱女意外溺亡 悲痛父母辞职来汉求子
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。”托尔斯泰的这句话，让今年50岁的四川人黎小峰感受尤其深刻。
去年春节前，黎小峰的三口之家，幸福得让人嫉妒——他晋升为企业高管，年薪涨到30万元；47岁的妻子夏文娜是中学教师，刚刚评上副高职称；独生女儿是2013年地区高考状元，考上国内一所知名高校，还当上了学生会干部……
但噩梦来得猝不及防。去年元宵节，一家三口到乡下老家玩，女儿跟着堂弟堂妹们学骑自行车，不慎冲进村头一口水塘。当人们把她救起时，她已停止呼吸。
女儿的离去，让妻子日渐憔悴，乃至精神失常。黎小峰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唉声叹气中，他想到，如果再生一个孩子，妻子有了新的寄托，说不定就会重新“活”过来。
经人指点，黎小峰带着妻子来到武汉一家地下代孕公司。检查得知，夏文娜身体条件较差，精神状况也不正常，只适合找人代孕，而且卵子也要借别人的。
下定决心的黎小峰，于去年6月与妻子双双辞职，来到武汉，租住在离“代妈”住处不远的地方，全程跟踪代孕过程。
今年5月底，“代妈”成功诞下一对龙凤胎。按照地下代孕公司规定做完亲子鉴定后，夫妇俩抱着一双儿女，喜滋滋回到四川。
这次代孕，黎小峰总共花费近100万元，但他觉得非常值得。更让他高兴的是，妻子的精神状态恢复如初。
错失生育良机 客运夫妻做起“亏本生意”
尽管很会算生意账，余波和郭琼却算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账——结婚10多年来，他们一直忙于赚钱，生儿育女的事一拖再拖，等到想生孩子的时候，却发现怎么都怀不上了。
刚结婚时，余波购买了一辆客车，往返于武汉城区与黄陂之间跑客运，他当司机，妻子跟车当售票员。为了尽快还清购车贷款，从此，夫妇俩的日子比车轮还要忙碌。贷款还清了，他们又开始为未来的孩子拼命攒钱。生意好的时候，他们舍不得放手；生意不好的时候，更是不甘心放弃。就这样，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。
跑客运期间，双方的老人多次催促他们趁着年轻赶快生育，夫妇俩却一直以“太忙”为由一拖再拖。眼看即将“奔四”，余波和郭琼这才开始着急，决定转让客车，开始“造人计划”。
可是，郭琼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。2013年初，夫妇俩多次到医院检查，医生称郭琼已经很难自然受孕，子宫条件也不宜做试管婴儿胚胎移植。无奈，他们找到武汉一家地下代孕公司，希望借助他人的肚子“定制”一个男孩。
第一个“代妈”做试管婴儿胚胎移植手术后，不到3个月就流产了。于是他们又找了第二个“代妈”。这一次，两口子像“编外保姆”一样精心照顾，今年4月终于迎来儿子的降生。
虽然有了孩子，郭琼仍觉得做了一笔“亏本生意”：前些年拼命攒下的100多万元，基本上全都搭了进去；而且，尽管精子和卵子都是夫妇俩自己提供的，她却彻底失去女性神圣的生育权，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五旬失独母亲 借卵自孕期待老有所依
自从确认怀孕后，2个多月来，家住武昌的柳金媛一直待在家里养胎。就连一些必要的检查，丈夫丁大军也是尽量请医生上门，以减少她的活动量。
柳金媛是找地下代孕公司做的试管婴儿手术，精子是丈夫的，卵子是别人的。52岁再当孕妈，对于她和55岁的丈夫来说，是一件心酸又无奈的事。
他们原本有一个幸福的三代之家，一场意外却让这一切支离破碎：去年2月，31岁的儿子发生车祸，不幸当场死亡。不久，儿媳带着2岁的孙女和车祸赔偿款，悄悄消失。
儿子没了，孙女也去向不明，柳金媛成天以泪洗面，再也没到单位上班。丁大军是一家事业单位的负责人，以前总是笑容满面，自从遭遇变故后就一蹶不振，再也没人见他笑过。
今年3月，柳金媛在一个失独聊天群了解到，很多失独家庭通过找地下代孕公司“老来得子”。于是她与丈夫商量，希望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生一个孩子，以便老了有个依靠。在丈夫的默许下，柳金媛私下查询了武汉多家地下代孕公司的收费情况，得知找人代孕最低需要38万元，而且她年龄偏大，无法取卵，找人借卵也要一笔费用。“家里的积蓄总共也就20多万，根本不够，当时好着急。”柳金媛说。
好在经过检查，柳金媛的子宫条件还能满足怀孕，最终，经人指点，她选择了借卵自孕这条路，费用是一次性缴纳15万元。
对于柳金媛这位“超高龄产妇”来说，十月怀胎无异于一场赌博：试管婴儿的成功概率本来就只有50%左右，再加上她自己的身体条件限制等因素，能挨到顺利分娩，几率不到两成。
但她还是选择赌一把，“与其心里堵一辈子，不如现在赌一阵子。”进行胚胎移植手术后，柳金媛便开始不停祈祷。如今她已怀孕2个多月，第一步的成功，给她和丈夫带来了无限希望。
如果一切顺利，再过7个多月，柳金媛的孩子就要出生了。她每天都在掰着手指头数日子，保胎期间最常做的事，就是给未来的孩子织毛衣，一件接着一件地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