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 詹宏志

　　依稀有一股累积的尿意压迫，我悠悠醒转，睡意仍浓，却发现天已经亮了。当我躺在床上挣扎着要不要起床时，却突然感觉到家里弥漫着一种异常谨慎的气氛。从门外交织穿梭的轻微脚步声中，我察觉到妈妈和阿姨的脚步都比平日轻细而小心。

　　心里突然一惊，我立刻翻身爬起来，蹑手蹑脚走到纸门旁边，轻轻拉开一条细缝，向另一个房间张望。果然，隔壁卧房的榻榻米上，一床红被面的厚棉被裹着一个耸起的人形，不远处的矮几上，一个木头烟灰缸已经醒目地摆在那里。这一切迹象都说明，在昨天夜里的某个时候，父亲已经回来了。

　　我应该高兴还是害怕？

　　也许应该害怕。父亲倒是不曾对我们疾言厉色，他永远只是坐在炭炉旁，带着微笑，默默抽着烟，旁边放着只有他回来才会拿出来的木头烟灰缸，还有一个永远添满水的专用茶杯。但这一段时间，母亲和照顾我们的三阿姨、六阿姨会变得比平常严厉，她们好像都怕父亲生气，一面呵斥我们的顽皮，一面用眼角偷偷瞄着父亲的表情，但父亲永远只是高深莫测地微笑着。

　　也许我更应该高兴。父亲回来总会带一些糕点或零食给我们，其中最令人兴奋的，是一种从台北丽华饼店买回来的小西点，松软的饼皮是诱人的咖啡色，香甜的内馅则是金黄色的奶酥，约莫半个鸡蛋大小，一口就可以下肚，可是我们都舍不得一口吃下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，希望这种甜美的享受能够持久一些。如果父亲带回来的不是丽华的糕饼，也会是别的零食。我特别喜欢一种大红豆裹糖煮成的甘纳豆，它和早上配稀饭湿湿的大红豆不同，它是干爽的，全身沾满白色的糖粉，透出迷人的粉红色。

　　父亲在遥远的山区煤矿工作。他既是规划开采隧道的工程师，又是管理生产与销售的矿场场长。大部分的时间他要待在山区矿场里，其他时间他又要奔波于政府机关、投资老板以及煤炭买主的酬酢中，几乎每隔40天才能回来一次。但奇怪的是，父亲从来没有在我清醒的时候走进家门，每次总在我入睡以后。我都是在某个早上醒来发现情况有异，才知道他回来了。而我也很少看到他离开家门的样子。在另一个醒来的早上，家里的气氛突然松弛了，仿佛警报解除了，权威的男主人走了，家里又恢复了母亲、阿姨、小孩们平淡的日常生活。

　　那是40年以前的事了。在那个安静平凡的年代里，相对于街坊邻人，父亲旅行遥远，交游广阔，看到的人和接触的事，常常超乎我们的想象。他在家的时候，来访的客人也显示出这样的不寻常。衣冠楚楚的客人讲着优雅的日语，或者带着各省口音的国语，或者是用词不沾俚俗的古典闽南语。有些话题甚至提及遥远而闻名的人称和某些无法想象的数字。父亲似乎也都能应对自如。他仿佛属于另一个社交社会，和我们的平凡并无交集。

　　但这些并不是我关心的事，我更期待的是，远方的客人带来远方的礼物，最奇异的客人带来最奇异的礼物。当那些操着奇特口音或语言的客人离去，总会留下一包或一篮等待揭晓的神秘之物。它们有时候是我们土包子台湾人完全不知如何料理的南京板鸭、湖南腊肉、金华火腿、上海年糕等（30年之后，我的知识才足以让我明白，我们当年是如何地糟蹋了这些食材）；有时候也是让我们雀跃的日式饼干或西式糕点，它们的味道总是让我们回味不已。

　　有时候，也有一些令我们大开眼界的珍奇礼物。有一次，一位穿着考究西装的乡绅，带来一个圆形鱼缸和一包彩色的药粉。他亲自示范，把鱼缸装满水，将药粉倾入，药粉在水底立刻聚合膨胀，变成类似珊瑚礁的彩色缤纷的花丛，一节接着一节。我们小孩子围着鱼缸，看得目瞪口呆。客人离去，那盆“珊瑚礁”依旧五彩斑斓，在阳光下泛着彩虹般的光晕。直到几个月后，那些水中假花才逐渐倾颓褪色，盆水浑浊，失去它的神秘美丽。

　　父亲有时也会带回来当时仍然很稀罕的白脱牛油，金底蓝字的铁盒，打开来是芳香扑鼻的艳黄色纯正牛油；妈妈烤好涂满牛油的面包，那味道是如此神秘、陌生、诱惑难挡。我捧着香喷喷的面包走到楼下，隔壁的小孩闻香而来，伸手说：“分我吃好不好？”我慷慨地撕一大块给他，两个人就站在楼下一起吃，觉得彼此是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。但是有一次，这位最要好的朋友等不及，伸手把整块面包都抢走，一溜烟躲到他家里去。我站在他家门口，望着自己空空的双手，感到遭受背叛的屈辱和愤怒。

　　父亲有一次带回来奇怪的东西——大黄底色的纸盒印着棕色的美术字样，写着四个大字“南美咖啡”。我打开来，那看起来是一块很大的方糖，把它放入温水中，外面一层白色糖粉溶去，露出另一层棕色的方块，再过一会儿，整杯水都变成诡异的棕色，好像是发烧时妈妈煮给我们喝的药水。但品尝起来，那是带着一种奇特香气的糖水，甜甜的，也有一种苦味。其他小孩都敬而远之，我鼓足勇气，一杯又一杯地尝着，想象自己经过这苦水的试练，应该可以更早晋升为大人吧？父亲不在的时候，日子比较和平安宁，家里小孩太多，妈妈似乎无法弄清楚我们在做些什么。这时候，我偷偷打开父亲书桌的抽屉，翻出他的全套黄铜制图器械。父亲摩挲这些擦得发亮的绘图器具时，常常骄傲地说：“这是德国制的喔。”但精密而细致的德制器具又怎样？我看它们每一件都有尖锐的笔尖，还有各种调节的螺丝，就觉得这些太适合做我的武器。我把它们和积木或其他铁尺、沙包排列起来，就成了两军对峙的阵仗，再找来几个枕头，布置成地形起伏的战场，而德制的各种武器就部署在所有关隘与要塞之中。

　　我又发现一盒父亲小心翼翼用纸包好的蘸水笔，一样有着尖锐的笔头，我觉得这是再适合不过的飞镖了。我在围棋棋桌上的方格填上数字，拿蘸水笔来射，看能得到几分。父亲回来的夜里，当他在书桌上摊开大张纸绘地图，用到蘸水笔时，我听到他一直发出“咦、咦”的困惑声。不久之后，他起身去寻找另一个新的蘸水笔头，这个时候，我躺在不远处的榻榻米上，佯装熟睡的模样，生怕有人会问起蘸水笔笔尖变钝的缘故。

　　父亲不在的时候，我接管了他所有的宝贝，并依照我的意志改变他所有工具的用途。但我内心还是渴望他回来的，他每次归来总会带回一些外在世界的线索、消息或实物，那会满足一部分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想象与渴望。

　　终于在我不满6岁的某一天，父亲疲倦愧疚地摇醒我，带着我们几个小孩搭乘一列半夜的火车。等到火车抵达，天色已亮。我们离开家乡，搬进另一个农村的新家。从此，父亲每天坐在家中的一张沙发椅上，旁边一杯茶，还是那个木头烟灰缸，他默默抽着烟或看着书。他已经不能再带给我们父亲回家的期盼和雀跃，因为他已经病重，不再离开家了。